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你這段文字寫得非常深邃且迷人。從日常的新聞中用極度具象、令人焦慮的「滅鼠問題」切入,一刀劃開了文明的皮膚,露出了裡面關於「分類、秩序、邊界與增生」的骨架,最後精準地用九龍城寨與卡爾維諾來收尾——這讓我想起米歇爾·塞荷(Michel Serres)在《寄食者》(Le Parasite)中所建構的哲學世界。

我們引入塞荷來延伸這段思考,塞荷在法語中使用的 "Le Parasite" 是一個精妙的雙關語(甚至三關語):它同時意味著生物學上的「寄生蟲/寄食者」、人類社會學上的「食客/白吃白喝的人」,以及資訊理論中的「噪音/干擾」。

你在文中提到:「牠們吃的是我們剩下的食物,走的是我們挖好的縫隙……牠們其實一直生活在我們文明的邊界上。」

在塞荷看來,這就是寄生關係的本質。寄生不是雙向的交換,而是一條單向的箭頭。人類生產、聚集能量,建構了高度組織化的城市(低熵狀態);而老鼠則順應熱力學的規律,前來收割這些散落的能量。

塞荷在書中講述了拉封丹寓言裡「城市老鼠與鄉村老鼠」的故事。城市老鼠在人類的餐桌上寄生,吃人類的殘渣;而鄉村老鼠又在城市老鼠那裡寄生。這個鏈條可以無限延伸。塞荷指出:人類以為自己是地球的主人,但其實人類也是對自然萬物的巨大寄生者。

當我們對老鼠「大量投藥」時,我們其實是在憤怒於「有人竟然敢寄生在我們這群寄生者身上」XD。這打破了人類自以為高高在上的主體地位。

你提到,我們往往只看見表象的越界,卻不願追問「是哪些垃圾、縫隙、市場共同供養了牠們」。

塞荷在資訊理論的層面上,將寄生者定義為「噪音」(Noise/Parasite)。任何系統(一封信、一個電路、一座城市、一個文明)要運作,就一定會產生噪音和廢料。世界上沒有 100%純淨、完全沒有損耗的系統。

老鼠就是城市這個巨大資訊/能量網絡裡的「噪音」。你說得完全正確:「差別只是每週抓到,還是每幾個月抓到一次。」因為噪音是消滅不掉的。如果你要把系統中的噪音完全降低到零,這個系統本身就會因為過度僵化、缺乏彈性而崩潰(熱寂)。老鼠的消滅不掉,也證明了城市是一個活着的、有能量流動的開放系統。

你提到九龍城寨與無限城的敏感度,完美呼應了塞荷對「寄生如何改變空間」的論述。

在《寄食者》中,寄生不是靜態的依附,而是一種創生性的力量。當寄生者(老鼠、違建、難民)介入一個原本井然有序的空間時,它會強迫這個空間進行「重組」。

九龍城寨之所以迷人,正是因為它是一個「寄生空間的極致湧現」。它寄生在英屬香港與中國政權的夾縫中(三不管地帶),管線寄生在管線上,樓梯穿透房間,水電私接勾連。這種空間失去了現代都市「由上而下」的幾何規劃,變成了塞荷所說的「拓撲空間」(Topological Space)——它沒有單一中心,而是透過局部的鄰近、纏繞、褶皺,自己像細胞一樣增生出來。 (其實也像Jane Jacobs的街道生活,如果Jane Jacobs在的話,一定很喜歡台灣)

你說到很哲思的一段話「邊緣事物彼此糾纏、堆疊,最後湧現出一些我們難以想像、無法理解的存在」

這就是「寄生者的秩序」。它向主流文明揭示了另一種活下去的可能。

最後批判了「大量投藥」這種徬徨的治理方式,那是「把焦慮倒進縫隙裡」。塞荷在書中也提出了一個非常深刻的警示:「消滅寄生者的嘗試,往往會帶來更暴力的寄生。」

當我們使用劇毒、甚至制度性的暴力去「淨化」城市、撲殺老鼠、強拆違建、驅趕遊民時,這種極端的「分類與排他」本身,就是一種對社會集體空間的法西斯式寄生。我們為了追求絕對的「乾淨」,付出的代價是系統的集權與非人化。

那麼,塞荷好想到的「共生」是什麼?

塞荷認為,我們無法消滅寄生者,但我們可以「調解噪音」。與老鼠(或文明邊界的任何異質物)共生,意味著我們要放棄「絕對純淨」的幻想,接受系統中必然存在漏洞與陰影。

如果我們只是不斷把焦慮倒進縫隙,老鼠就會繼續增生。共生意味著我們要直面文明的排泄物——改善廚餘處理、重整市場動線、設計具備防鼠結構的建築。這是在重新談判彼此的邊界,把老鼠的「正循環」導向「負循環」。

正如你所說,邊界帶來秩序,但也製造了無法被分類的東西。智慧的治理不是拿槍把邊界上的東西全部殺光,而是像對待九龍城寨或卡爾維諾的城市一樣,去理解那些「從縫隙裡長出來的語言與關係」,給予它們容納的空間。

(雖然九龍城在實質上也是被消滅了,那我們來換跑道來想自己的腸道菌吧XD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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